1951年，邓广铬先生写过一本《王安石》，内容简略，称王安石为改良主义者，把王安石所奉行的政治道路称作改良主义道路。在这本书中突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认为这虽是保守派指责王安石的话，实际上成为对王安石最真切的传神写照。1972年，为适应当时“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的需要，出版社请邓先生对其旧作作一些修改，写成新的《王安石》，经过一年的努力，印出了讨论稿，各方面讨论的意见集中在，书稿缺乏“时代气息”，具体而言，即认为对“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反映得很不够。为了吸收这些意见，邓先生对全书稿做了一番修改，经审查通过，曾两次印行，印数达95，000余册。
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拨乱反正，出版社又找到邓先生，要重印《王安石》，提出要加以删削和修改的，正是以前要邓先生补入的有关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的那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句和段落。这个修订本对有关史料的发掘、梳理、排比、校补、拾遗、注释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解决了王安石研究中最难解决的史料问题。因为，《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既有遗漏，又混杂了别人的诗文；王安石的重要著作《字说》、《周官新义》与《熙宁奏对日录》等早已失传；现存宋人文集或史书中，竟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之类的文章，甚至片断的征引也难见；守旧派对王安石的攻击、诽谤的文章、书信，比比皆是，如邵伯温《闻见录》，以假乱真，颠倒黑白，影响很大。
邵伯温捏造政治谣言，说王安石在宋辽争地界的交涉中，提出过“欲取姑与”或“以与为取”的主张。这一谣言经元、明、清诸代，众口一辞，积重难返。邓先生纠正了这一流传已久的无耻谰言，使强加在王安石头上的卖国罪行，得到昭雪，扫除正确评价王安石的一大障碍，这是邓先生研究王安石的重要贡献。
邓先生《王安石》修订本澄清了许多有关王安石的久悬未决的问题，如第67至68页，论证《兼并》与《寓言》两诗的寓意并不是自相矛盾的，指出《寓言》“乃复以挫兼并为非”乃是一种误解。正确地阐述了“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的真正含意。再如第74页指出：“当时盛传，王安石只把《春秋》当作‘断烂朝报’，所以不把它‘列于学官’。这传说并不确实。”还有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的原因，并非如当时官僚士大夫所哄传的，是因为与吕惠卿互相倾轧所致。修订本对此作了详细剖析：一则与皇帝变法的态度有关，再则在变法派内部，出现许多矛盾，吕惠卿在王安石二次拜相以来，立异之时多，协力之事少。王安石勇往直前的精神，消磨殆尽。修订本对“人言不足恤”，也作了精辟说明：“人言不足恤”或作“流俗不足恤”，修订本第49页指出：“司马光把王安石形容为一个‘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的人，把‘人言不足恤’曲解为‘拒谏’、‘遂非’和‘执拗’，朱熹又把它曲解为‘违众自用’和‘足己自圣’，显然都是颠倒是非的恶意诬蔑。”王安石的许多决策，是在群言堂商讨制定的。“人言不足恤”是针对司马光一类人物而言，像司马光那样的，“其人便是流俗之人，其意见便是流俗之见”，这种流俗之人的流俗之见，王安石坚决不予理睬。
邓先生逝世后，其女儿邓小南同志赠我《王安石》一册，此书于199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37千字，较之修订本多出58千字。是邓先生第四次写出的《王安石》（以下简称新本），与修订本相比，完全不是旧作的翻版，从目录到内容，变动很大，修订本从《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讲起，新本则删去此章，而从执政以前的王安石讲起。修订本虽有《执政以前的王安石》，仅有两部分，一为读书、旅游、任地方官吏，二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新本则增至四节，子目多达15条。从章节到内容，新本焕然一新，内容更充实，分析更详尽，如果说修订本是成功之作，那末新本当属精品了。
新本之新，贵在除旧。邓先生应约写的第二本《王安石》，其中有一些污染因素，照邓先生在新本序言中所说，其中所搀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污染因素，虽在修订本中有所清除，但仍有残余，应当继续加以清除，彻底地清除。除旧愈彻底，布新才有可能。这一目的在新本中是实现了，这是邓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四写王安石的目的之一，而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为求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邓先生对于和王安石同时或先后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物，分别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与王安石的为人和为政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比较，邓先生将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司马光既无军政韬略，又无施政才能，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宰相。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类论述贯穿于全书，凡遇不实之处，一一加以纠正。
修订本的书名全称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新本则改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先生所论述的只限于王安石的政治举措在历史上能起积极作用的方方面面。邓先生研究王安石，思想明确，主题清楚，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是很透彻的，修订本第49页：“就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来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下面紧接着的论述，显然把王安石描绘成一位法家了。在新本中找不到这一大段了。只就“三不足”论“三不足”，指出它“发扬了我国思想家们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我国的思想史上也增添了一笔具有永恒光辉和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这样的修改较好地体现了学术专著的本色，也摆脱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缠。新本第71页：“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的主张，乃是直接从先秦法家的治国安邦之术中学来的。”具体是指王安石取法于商鞅的精耕战之法与吴起的富国强兵。邓先生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的来龙去脉发掘得深入，论述得细致，是许多研究王安石的学者所望尘莫及的。
邓先生四写王安石具有极其深刻意义。一方面显示邓先生对专业的无比热爱，对学术研究的执著，对国家人民严肃负责。另一方面，对后学者有着许多有益的启示，从事学术研究，道路往往坎坷曲折，必须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勇于进取，勇于改正错误，勇于坚持真理，邓先生在治学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勤勤恳恳，锲而不舍，年近九十尚孜孜不倦地修改自己的著作，令人钦敬，令人感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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